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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润物细无声:周恩来的思想政治工作艺术

    • 润物细无声:周恩来的思想政治工作艺术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楷模,他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光辉一生中展现出来的崇高精神、高尚品德、伟大风范,感召和哺育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不仅为党、人民、国家和人民军队建立了卓著功勋,还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与应用上颇有建树。特别是在他针对不同对象从事思想政治工作时所展现出来的极具感染力和影响力的工作艺术,为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一、刚柔并济


    要使思想政治工作真正取得成效,既要有坚持原则“刚”的一面,又要有灵活变通“柔”的一面,原则性往往须通过灵活性才能真正体现出来。只有当原则性和灵活性相互结合、相互补充时,才能相辅相承、相得益彰。周恩来是将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结合得“天衣无缝”的高手。他的原则性就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始终把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对原则性问题斩钉截铁、寸步不让。他的灵活性就是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针对不同条件、不同场合、不同对象,采取灵活的策略和多样的方法来实现目的。周恩来说,“一个原则、真理、政策在实际中实施,是要费很大的力量,做许多的具体工作的。”“我们要坚持原则,但方法要机动灵活,以求达到成功。”


    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周恩来在外交活动中以其高超的艺术和非凡的魅力,把他对坚持原则和灵活变通的深刻认识展现得淋漓尽致。1954年日内瓦会议,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亮相国际舞台。彼时,朝鲜停战协议刚签订不久,美国在会上对新中国持极不友好甚至敌视的态度。周恩来坚持原则,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在台前幕后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坚决斗争。同时,他也适时展现出坚定原则性之外的相当灵活性,如表示暂缓解决朝鲜问题,推动越南(印度支那)问题解决,在花山别墅组织“会外”活动、放映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等,通过多方奔走,广交朋友,极大地推动了会议的进展和形势的发展,使初登世界舞台的新中国扩大了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在中国外交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求同存异


    求同存异是周恩来在1955年亚非万隆会议上提出来的,吸收和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思想,贯穿着辩证思维方法的丰富内涵。万隆会议召开之际正值冷战高潮,周恩来在会上关于“求同存异”的即席发言振聋发聩,一举扭转了国际社会对新中国的偏见,赢得了各方的尊敬和赞同,让处境艰难的新中国不仅成功打破外交僵局,也让倡导“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成为普遍共识。


    周恩来一生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不动摇,他说,“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以誓死不变的精神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无论经历什么样的艰难困苦,无论受到多么大的荣辱毁誉,周恩来毕生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渝。


    ◆1941年,周恩来和董必武、邓颖超等在重庆红岩村和司徒美堂(左三)、黄兴夫人徐宗汉(右二)合影。


    全民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周恩来长期战斗在重庆和南京国民党统治区。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他坚定自若,无所畏惧,不仅领导党在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应对种种可以预见或难以预见的突发事件,还特别重视利用各种不同的时机与场合,广泛团结和争取各界爱国人士,使对方了解共产党的立场,加深对共产党的认识,取得他们的信任和合作。周恩来说,“只要各个阶级存在,他们的不同立场就会存在。”“有不同的意见的人跟我们来讨论、争论,真理才能愈辩愈明。”“正确的意见常常是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周恩来创造性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打击顽固势力,为党赢得了广泛人心,极大地扩大了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领导人民政协工作中继续贯彻求同存异的思想,他认为同党外人士合作,既要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原则性,又不能损害党外人士所代表的政治团体的特殊利益,只要彼此在原则性问题上有共同点,其他方面存在些许差异是允许的。差异的存在不仅不是政协的缺憾,恰恰是政协的优势。


    三、群众路线


    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发展和壮大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定拥护与广泛支持。周恩来对人民群众有着强烈深沉的爱,他是密切联系群众,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光辉典范。他认为要想领导群众,教育群众,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就要利用一切机会深入群众,接触群众,诚恳地向群众学习,倾听群众的意见,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代表群众的要求,帮助他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明辨是非,把握正确的政治立场。周恩来说,“领导者本身知识还不完全, 经验还不够,领导地位并不能使你得到知识和经验,所以面向群众,汲取群众经验,十分必要。”他还说,“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不能由少数人强制解决,致犯命令主义的错误。”周恩来时刻急人民群众之所急,忧人民群众之所忧,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人民最困难的地方、群众最需要的时刻,体验生活,体察疾苦,坚决反对高居于群众之上的官僚主义,指责这种“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调查研究,不抓具体政策。不做政治思想工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恶劣行径,“一旦发号施令,必将误国误民”。



    周恩来平易近人,平等待人,真诚同社会各界人士广泛交往,从不以领导者自居,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总服务员”,只要是关系群众安危冷暖的事,他总是关怀备至、体贴入微。他说,“我们每一个领导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要反对特殊化作风,恢复和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当好人民的勤务员,树立新风气。”周恩来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重要领导职务,但他严于律己甚至到了苛求的地步,从不搞特殊化,但凡要求党员和群众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他说,“改变干部的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这几个人做起。”


    四、以理服人


    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在于理论掌握群众,使理论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思想武器,转变成群众社会实践的物质力量。马克思深刻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周恩来也提出,“要想把领导者的觉悟、领导者的智慧变成群众的力量,需要经过教育的过程,说服的过程。”“正确的意见不为大家所接受的时候,怎么办?就要等待,就要说服。”“领导群众的基本方法是说服,决不是命令。”周恩来做思想政治工作,不是简单的我“说”你“服”,不是靠强制、压服的方法,更不是靠简单粗暴甚至斗争的方式来达到目的,而是充分地尊重人、真诚地对待人、热情地关心人,按照人的心理和思想发展规律,通过耐心细致地说服教育,把理讲到群众的心坎上,使群众真正从思想上提高认识、影响行为,这样才能使理论说服群众、掌握群众。


    ◆1959年1月,周恩来同在农村锻炼的大学生座谈。


    在实施一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过程中,周恩来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复倡导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他说,“各人所处的环境总有局限性,要从多方面观察问题;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的意见,这样才利于综合。”“单靠多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是不行的,问题在于实践。”思想政治工作之所以在某些时候虚化弱化、甚至沦为“空谈”,很多情况下并不是思想政治工作本身存在问题,“而是由于政治工作人员没有实行真正的革命的政治工作”。周恩来坚持用革命的真理去教育群众、武装群众,使真理在群众中扎根,做到因人施教,因时施教,因事施教。


    五、人格感召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深情地说,“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周恩来同志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颗璀璨巨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不朽旗帜。”周恩来之所以受到亿万中国人民由衷的爱戴,并且对他有强烈的亲近感,是因为他品德高尚、作风正派、言行一致、身体力行,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党和人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伟大人格和崇高风范丰碑似地屹立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已经成为推进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种巨大精神力量。



    思想政治工作本质上是做人的工作,实现这个目标既需要理论的教育,也需要人格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后者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深刻长远的。马克思指出,“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思想政治工作重视情感艺术,重视情感感化,是因为通过教育主体自身形象的感染和行为的影响,能润物无声地激发教育客体感情的共鸣,达到情通理达的目的。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教育主体的素质越高,就越能准确把握和代表社会要求,承担起输送社会要求的神圣职责并取得实效。周恩来特别重视“言传身教”,他说,“领导者自己要起模范作用”,“切勿轻视自己的作用和影响,要戒慎恐惧地工作。”


    六、反躬自省


    批评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方式与手段。批评是为了提高认识,增进了解,改进工作。周恩来在做思想政治工作中,善于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从而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他批评人的时候会考虑不同人和事的实际情况,从关心爱护的角度出发,给予对方精神上的理解支持,坦诚客观地指出问题,设身处地地帮助对方分析原因,共同寻求解决办法,使被批评者心悦诚服。批评的出发点不同,其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周恩来说,“犯了错误,不要当作包袱,要把它丢开。丢开了还不算,还应该公之于众,作自我批评。这不仅可以教育自己,同时也能帮助别人少犯这样的错误。”


    周恩来认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思想改造的最好方式。”“领导者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周恩来做自我批评,总是严于责己,很少强调客观原因。他从自己的思想上进行剖析,虚心接受批评,主动承担责任,从不诿过于人。他的自我批评,要么是为解决问题而自觉进行,要么是为了警醒他人以身示范。周恩来说,“对自己应该自勉自励,应该严一点,对人家应该宽一点,‘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一个人站在领导地位,不虚心,不平易近人,自以为了不起、什么都懂,只要有这种思想并且在作风中表现出来,就危险了。”周恩来做思想政治工作,从不高谈阔论、泛泛而谈,讲一些空理论、大道理,而是力求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来换取他人的一言一行。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一种无言的教育,其影响尤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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